家是什麼？
家是什麼？這個問題放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答案，一個提供休憩的空間，一個遮風避雨的避風港，還是裡面的個體？我們人類身為社會性動物，人與人的交流已經構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家庭也成了文化中的「無形資產」筆者為大學山地醫療服務隊的一員，曾有幸帶領隊員們到南投縣仁愛鄉的原住民部落進行挨家挨戶的家訪、衛教。一次次的家訪過程中，除了更了解原住民與平地漢人不同的生活模式與價值觀外，更看見了當地住民對於家的認同感：即便每一次要看醫生、定期回診，都要大費周章地前往埔里就醫；每一次的日常物資採買，都只能去同樣一條街的雜貨店；甚至每一次的肉品，除了自己上山上打獵，也只能從一台破舊的流動貨車上購買（還會抱怨上面的東西賣特別貴）。但是這一切，儘管十分不方便，卻是構成他們「家」的元素：周圍的環境、鄰里的笑聲、散落在地上的酒瓶、黃昏時分小孩充滿野性的爆竹聲等等，都是缺一不可的家庭要素。在傻瓜農夫的農舍也是一樣：由微生物發酵的土壤散發著大自然的溫度、空氣中縈繞著刺鼻的發酵味。雞舍中的雞也生活在由微生物分解代謝產物、抑制臭味的空間中、吃著利用由特殊漢方調配出來的飼料。傻瓜農夫這樣對於土地的熱情，也是他對「家」的認同感的展現：利用真正的「應用科學」，以對生態最環保最健康的方式來經營自己的社區。
傳統與法律的交戰：王光祿案
除了家庭，各個文明所保有的文化，也以不同的方式保存著，有些是實體的資產，有些則與家庭概念一樣以「無形資產」的方式留存。農業社會的進步下，原住民們在耕種上也隨著科技越來越先進。但狩獵方面，幾千年來在原住民都沒有受到干擾，直到大約幾百年前，來自中國、日本的「殖民者」開始定居台灣，進犯了原住民的家園。在殖民文化下，為了使原住民們更加地「社會化」，他們的狩獵文化也變相地遭到剝奪與同化，進而原住民的土地永有、使用權漸漸地被以各種理由蠶食鯨吞。先前在新聞鬧得沸沸揚揚的王光祿案，為了幫年邁的母親獵捕野味使用土製長槍獵捕山中動物，遭到檢察官起訴之後被依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及「野生動物保育法」判刑。在近日才到了最高法院聲請大法官釋憲。
這樣「狩獵文化」與「動物保育」的衝突，不禁讓我們思考：原住民的狩獵文化究竟是什麼？原住民們為了基本生活所需，在他們生活的環境中直接取其所需：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而且，除了基本的生活需求，狩獵對於他們另一個很重要的意義是狩獵代表著他們與土地的連結。因為在原住民族獵人的觀念，獵得的獵物是上蒼祖靈的恩賜，他們在獵到獵物後也都有既定的儀式。筆者在山上曾見過原住民獵人背著獵槍、開山刀、電動圓鋸與竹簍往深山騎去，也訪問過原住民獵人耆老，他們對於上山打獵行前準備、捕獵方式、物種與事後祭祀都有極為嚴格的規定，可見原住民對於這件事的重要性可說是十分重視，也是他們與祖靈溝通的方法—若是完全將原住民族的打獵文化抹煞，那等於變相將他們與土地分離，原住民的特殊性也會跟著煙消雲散。
但動保團體在一次次的抗議中表示：不能將「狩獵文化」與「狩獵權」劃上等號。雖然在不同的文化中確實有打獵的需求，但也要替動保法中的弱勢—「動物」來爭取權益。確實，「動保法」（甚至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都是現在的原住民在狩獵的過程中十分顧忌的一點：筆者訪問過的家庭就曾在筆者取得同意拍攝家中獵槍、獸首等戰利品後，被要求不得將照片上傳至網路。筆者像住民保證絕不外傳的同時，也暗暗替他們這樣的警慎感到遺憾：明明在過去是他們引以為傲的狩獵功勳，在現代卻淪為只能在家中獨自瞻仰、緬懷過去榮光的物品。確實，文化是人類文明為了生活而漸漸發展、改變適應的生活方式，也是會在時間更迭下變遷的，各地的文明也應該因著周圍環境的變化而有所適應。但為了動物保育，而禁止狩獵，真的是一個好的方法嗎？
對立與雲釋煙消
難道這樣的問題，一定只能依靠「禁止與否」來解決嗎？有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顧及雙方的權益呢？在國外如非洲，每年都會由政府規定固定的狩獵配額供觀光客進行狩獵。這樣的行為，為何不會因為定期的殺戮導致生態系崩壞？若是為合法的狩獵途徑，獵人必須事先獲得政府許可，且獵殺的動物也限制為「問題動物」（即對環境造成傷害的動物）、年邁雄性（無法再繁殖，甚至會傷害同類者）。同時其中龐大的費用，也可以被用來使此制度更加完善、促進當地經濟，促使當地人去妥善管理獵場，好達到保育效果。
同樣的模式，在台灣又該怎麼執行呢，畢竟在台灣，更是為了原住民的狩獵文化保存，遠比「娛樂狩獵」更有文化價值。若是台灣願意開放以狩獵單一個體換取更為宏觀的族群生態保育，搭配精密的監控生態機制，來了解生態的消長。那麼便有機會同時兼顧生態保育與文化保存。不僅如此，該開放多少量供給於狩獵，更是應該仰賴有經驗的原住民獵人：他們經年累月的經驗與智慧，大至動物出沒的蹤跡如糞便、腳印；小至獵場的植物茂密程度，都不是一般的政府人員或是生態學家可以輕易仿效的。因此，資源的管理者中絕對不能缺少資源的使用者：藉由在地的管理進行第一線的監控，才能從根本解決國家無法無時無刻土地資源的弊病。甚至，讓政府有相關理論知識者負責提出應對政策、有志之士負責協助原住民組織監控並結合原住民在地執行的能力，互相監督、制衡，好在這個兩難的天平中，取得巧妙的平衡。
